梁山好汉大多是粗人，所谓粗人，一般有这些特征：身体上粗壮强健，孔武有力，文化上粗陋简单，识字不多，性格上粗鲁莽撞，遇事冲动，有一句很熟悉的话形容粗人的特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粗人的思维比较简单直观，但如果就此认为粗人理解事物肤浅就错了，粗人们理解事物不但不肤浅，相反还比有文化有涵养的非粗人（本文姑且叫“细人”）更明白更深刻，粗人的眼睛自有别样的智慧。

　　把梁山头号粗人的桂冠送给黑旋风李逵大概很少会有人反对，铁牛哥一身猛劲天不怕地不怕，没上过学念过书大字不识，动辄大喊“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做事不考虑后果，是个地地道道的粗人。但是李逵说过一句让很多“细人”都相形失色的话：“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第52回），这话说在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里，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欺负上门来时，柴进这个涵养深厚受过良好教育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贵公子要凭着家里的“丹书铁券”和殷天锡“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同前）。如果论看过的书认识的字估计李逵比柴进差得多，但是在这件事上李逵的见识比柴进强得多，柴进仍然按照平常的思维，认为利益受损时第一选择是上公堂打官司。这是常态思维，确实，在正常健康的法制社会和谐社会，自然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在法律成为空文成为私器时还能指望用法律讨个公道么？后来的情节证明柴进上公堂等于自投罗网。李逵就没有柴进这么天真，他明白天下乱的原因不是缺少条例，而是有条例不依，没人遵守的条例等于一纸空文，所以柴进再搬十个百个丹书铁券也没用，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李逵的处理方法是“先打后商量”（同前），这时候只有自己的力量最可靠，文明的规则不可用了只好用原始的规则，拳头说了算。

　　鲁智深是梁山上另一个粗人，他也有类似李逵的名言：“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第71回）。梁山上反对招安的人不少，但招安为什么不好，却很少有人说出个所以然，多数只是笼统地认为奸臣挡道招安要受气，不如在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爽快。鲁智深用衣服被染黑作比喻，认为以皇帝为首的整个朝廷腐朽已久，再也不可能恢复健康，好像他身上雪白的僧衣一旦浸到黑染缸里就难以漂白，彻底看透了宋王朝的本质。宋江对皇帝的看法是“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同前），皇帝原本是好的，只是被奸臣带坏，过不多久还会变好，宋江的看法显然一厢情愿（当然也可能是宋江为了招安故意为皇帝说点好话，但终究不能象鲁智深那样说个通透）。鲁智深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梁山好汉如果要招安，就必需向朝廷中占大多数的“奸邪”妥协，和他们同流合污，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否则即使招安也难见容于朝廷。事实证明鲁智深的预见正确，梁山好汉们的确被朝廷权贵们视为异类，必除之而后快。花和尚虽粗，看朝廷却入木三分，梁山上腹有诗书的“细人”也不少，却难有鲁智深这么透彻。

　　梁山的水军头领之一混江龙李俊原是扬子江中稍工，也算是个粗人，这位混江龙虽然没有留下类似李逵鲁智深的名言，但是更上一个层次，做出胜过所有人的壮举——“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第119回）。要说梁山众多好汉谁的结局最好，大约无过于李俊了，燕青即使逍遥自在还是在大宋地面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是帝王家的。李俊却脱出了宋王朝的蕃篱，另辟天地自立为主，如果以现代“独立自由”的标准衡量，无疑李俊是最接近的。梁山好汉虽不乏知进退识时务者，但思维范围都框定在了大宋境内，没有想到天下之大远非“王土”所及，或是束缚于“父母之邦，乡土之情”。李俊没那么多顾虑羁绊，这里不行就换个地方，走出这片小天地，外面还有更大的天地。出海为化外国主，往小里说保全自身，落个逍遥自在不受人气，往大里说帮助化外之地开化进步，北宋文明程度明显领先世界其它地区，李俊一行人在暹罗必定比当地人先进开明，这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有过之无不及。天下这么大，这里混不好换个地方，这条路走不通换条路，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这原是很浅显的道理，不过能懂未必能做，梁山只有李俊和童猛童威把这个道理付之行动。

　　粗人哪个朝代都有，在梁山好汉之后近千年，有个名叫孙传芳的军阀，这个名字大概不会有人陌生，他是行伍出身，生性好战，杀人无数，说他是个粗人不算冤枉他。孙传芳品行虽然不咋的，却也有独到的看法，他对当时报纸上有关“人民公仆”的言论不屑一顾：“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要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官和公仆是古今对当官的不同称呼，古时当官自比是民之父母，所以叫父母官，现代从西方人开始认为做官应该为公众服务，所以叫公仆。自从西风东渐，中国人对“父母官”这个称谓逐渐反感，认为老百姓应该是主人，当官的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而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改称公仆，并大力宣传。照理说这样的认识是进步，但是理论和事实终有差距，孙传芳一语道出了“仆”的现实面目，确实古往今来好的仆人少见，义仆云云多在小说戏曲里，同理，自称“公仆”的官有几个是好官清官呢，前不久有报道，某贪官曾大言不惭说既为公仆，吃喝用度自然要向主人报销。此公好像生怕孙传芳的话没有说服力，用实际行动和语言来作证，用最直观的方式现出“仆人”的真面目，二者相隔大半个世纪，一理论一实践，前后呼应。孙传芳本人虽然既不是真正的公仆也不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但他身在官场政界，把圈里通行的这套把戏看透了。相反有些文化人以为推翻了帝制真的就是老百姓当家作主，“公仆”就会勤勤恳恳服务，未免天真了点。父母官和公仆只是叫法不同，名为表实为里，实不变，名再变也白搭，换汤不换药。

　　粗人因为其性格粗率，看事看人常常忽略细小的末节，反而更能洞悉事物的本质。初学绘画时老师常常会反复教导要先画大轮廓，不要开始就刻画细节，容易“谨毛失貌”。李逵鲁智深李俊们抓住了世事的大轮廓，自然不受表面的条例招安等细枝末节迷惑，谨小慎微者却常常拘泥于细微处辨毫析厘，却遗漏了全局。大道至简，简单的往往是最本质的，粗人的智慧实在值得好好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