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也算好汉？什么样的人算好汉，照《水浒传》中好汉的共同点归纳一下，有力量恩怨分明能下狠手的都可称作好汉。高俅有权力，权力何尝不是一种力量，还是很大的力量，高俅也算是恩怨分明，皇上对他有恩就报恩，王进对他有怨就报怨，高俅更能下狠手，把林冲整得那惨样。照这么看高俅也不失为一条好汉，而且是一条很成功的好汉，宋江林冲们可就失败多了。

　　为什么高俅做好汉比较成功？进化论说“适者生存”，高俅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使他成为比较成功的好汉。别以为奸臣都是不学无术之辈，不说蔡京秦桧都是满肚子学问状元之才，高俅虽没考过科举，但用“多才多艺”评价也不算过誉。第一次介绍高俅是这么说的：“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第2回），玩的乐的文的武的高俅全会，几乎能和燕青较量较量。而且高俅会这些玩意儿不是没事做为了显摆，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北宋那阵上流社会就是喜欢玩乐，王都尉、端王都是精通玩乐的“聪明俊俏人物”，王都尉“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端王“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同前）。有个说法叫高层引领时尚，端王和王都尉都是身处金字塔尖的人物，他们喜欢风流玩乐，当时整个社会也该是浮浪帮闲成风。

　　高俅虽然多才多艺，但并不是万事通，高俅也有不会的东西，“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同前）。高俅不会这些东西是因为他笨？显然不是，高俅聪明得很，学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力。那么是高俅懒？也不是，懒人怎么能练出高超的球技。有个词叫“学以致用”，学是为了用，没用的东西自然不愿意费精力费时间去学。所以高俅不会“仁义礼智信行忠良”是因为这些东西没用，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用？因为社会不需要，被多数人抛弃的自然是没用的东西。高俅不会什么和会什么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社会需要什么就会什么，不需要的就没必要去学会。个人只有适应社会才可以生存，不能要求社会境适应个人，高俅很好地适应了社会，所以混得成功。

　　每一种生物都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不然就无法生存。人也是生物，人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还要适应社会环境，因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去过原始的生活，所以对人来说社会环境是和自然环境一样重要的生存环境。个性和环境如果有冲突，通常个性要让位于环境，顺应环境比张扬个性更重要。只要是适应环境的，即使是自己不擅长不喜欢的东西也要有勇气接受；如果是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自己再喜欢也只好放一放。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就是环境，对环境只能顺应，不能违抗。

　　成功的人大多是善于顺应环境的，名医扁鹊精通各科病症的诊治，他每到一个地方都适应当地的风俗，“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随俗为变”就是适应社会，正是扁鹊能适应不同的需要做儿科妇科五官科等各科医，所以才能“名闻天下”。失败者常常是不善适应环境的，固执地奉行自己的主张。比如那个以“仁义”著称的宋襄公，居然在战场上对敌人讲仁义，仁义可以对学生讲，可以对国民讲，可以对很多人讲，但最不能对敌人讲，那是找死。宋襄公幻想在战场上“仁义”地战胜敌人从而打响自己的仁义招牌，几乎是缘木求鱼，没有实现的可能。比较宋襄公的战场仁义和高俅的“却是不会”，可见高俅非常现实理智。

　　一个人的行为并非全由自己的意志决定，还受周围环境左右，高俅固然不曾想过要学什么信行忠良，但即使他想学也未必能学好，林冲杨志们当初可是“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得很，但到头来只能做最不“忠良”的草寇。《荀子·劝学》中有几句话“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是说环境的重要。对一些现象不能只评判当事人，更要考虑环境的作用。比如有的人喜欢奢靡浪费，但这不是个人的错，在周围的人都以奢华为荣耀视节俭为寒酸的环境下，人总要为自己挣点面子，摆阔绰以免被人看不起就是情理中事了。如果是在以节俭为荣的环境中，浪费会被人看不起，自然就不会有人做花钱买鄙视的事了。同理，在贪腐成风的官吏群体中，强调官员自身的道德觉悟以求廉政几乎起不到作用，在集体腐败的环境中，个人腐败不仅是为自身谋利益--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且是保障自身生存--维护利益底线的行为，因为拒腐，即违反环境的后果很可能是被淘汰出局。所以当腐败成为环境特征时，个人不得不腐败以适应环境，这又使环境腐败更为巩固，然后再迫使更多加入到环境中的个体适应腐败，往复循环越来越严重。

　　有一种观点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一边，和多数人保持相反的思维可以成功，如成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反向思维。和多数人反着来虽然可以成功，但是有一定的前提，一种情况是敢于反着来的人处于领袖地位，登高一呼跟随者众，这种相反意见其实一出现就注定是主流意见。比如秦统一六国后很多功臣大将都主张或以为秦始皇要分封诸侯，但秦始皇逆众意决定不封诸侯改设郡县制，因为秦始皇最大，没人敢反对他的意思，他说了算，所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秦朝主流制度。另一种情况是敢于反着来的人特别聪明，预先知道环境即将发生变化，提前作好适应以后环境的准备，在环境还没有发生变化时虽然暂时和环境相逆，环境变化后仍然是顺应环境的。比如巴菲特抛空中石油时市场一片看好，不乏分析家给出更高的目标价，以后一段时间中石油股价仍然在上涨，当大家都认为巴菲特犯了难得的失误时，中石油股价开始下跌，而且一跌几个月还没见底的迹象。巴菲特并没有违抗环境，仍然是顺应环境的，只是他提早行动而已。有资格做“少数人”并成功的人要么是具有改变环境能力的领袖人物，要么是先知先觉的绝顶聪明人物，如果不是这两种人，一般还是不要去刻意站在多数人的反面，逆水行舟总是特别辛苦的事。

　　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伏龙凤雏时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就是环境、潮流、社会大趋势，能看清这些的是杰出人物。高俅能乘时择务，有取有弃，不只是好汉，也称得上是人中俊杰。